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北部的黎母山镇和湾岭镇境内，考古专家和历史学者先后发现了明代礼部尚书、定安才子王弘诲撰写的《水会平黎善后碑记》残碑，以及2处明代万历年间的摩崖石刻。

    本报2005年12月6日“海之南”专版发表了《水会所城：一座被遗忘的城池》一文，引起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组的关注，央视摄制组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月25日前往琼中县黎母山镇拍摄专题片时，在当地村民的配合下，找到了原先位于水上市村（茅桥村南面约2公里处）的明代石碑———“水会平黎善后碑记”。

    2月2日下午，摄制组在当地居民指引下，在琼中县发现的第二处文物古迹，同行的还有海南大学周伟民和唐玲玲两位教授,以及原琼中史志办主任谢晋颀。

    2月3日下午，经过当地村民的多次寻访之后，本报记者、央视摄制组和专家们终于在黎母山镇政府东面约3公里处的水蕉岭上，见到了另外一块摩崖石刻。

    专家认为：这些文物记述了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官兵镇压黎族首领马矢起义那段悲惨而壮烈的史实，极具文化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

“平黎碑记”：水利沟边充当洗衣板

    海南新闻网2月8日消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郝思德研究员认为：“‘平黎碑记’的出土是我省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它的出现为‘水会所城’的存在和具体位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但这件古碑却在水利沟边充当洗衣板几十年。

    “水会平黎善后碑记”被搁置在茅桥村东边的水利沟内，村民们一直将其当作洗衣板使用。在考古人员的动员下，茅桥人将石碑抬到村边小路旁，用水清洗之后发现，石碑宽度约为80厘米，高度在120厘米左右，除左上角和左下角有小面积的残缺外，基本上保存完好，但碑文内容已经模糊难辨，估计是村民长期洗衣冲刷所致，不过石碑上方自右向左有8个分两行阴刻的篆体大字———“水会平黎善后碑记”———仍然清晰可认。

    今年84岁的茅桥村村民邢芝林说，60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将水上市村的这块石碑从底部砸断后，拉到茅桥村东南面铺路架桥，日军投降撤离后，茅桥人曾出动二三十个年青小伙子，将石碑抬到村子东边的水利沟里放置，供大家洗衣之用。邢芝林说，他当时也参与扛抬石碑。

    “水会平黎善后碑记”上的文字，在王弘诲的集子《天池草》和《道光琼州府志》里存有全文。该文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官府平息黎族首领马矢起义的大致经过，以及扑灭起事之后修建“水会所城”，兴办“水会社学”，开通海南岛横贯东西部道路的史实。

　　摩崖石刻铭刻历史

    “平黎勒石”：镇压者的洋洋得意

    “宋苏东坡题：黎婺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胜江南。春蚕吃叶人千万，秋鹄凌云士十三。去日黄花香袖满，归时绿草映袍蓝。荒山留与诸君破，始信东坡不妄谈。曾忠重修。”这是位于琼中县湾岭镇新坡村北面2公里处东坡岭上摩崖石刻的一部分内容，诗的左右两侧还有一些文字。

    记者现场看到，东坡岭制高点有一块高约3米，宽约5米的花岗岩巨石，上面自右向左阴刻了不少楷体字，但由于常年被风化，多数文字已经很难辨认。行文字为“平黎勒石”尚可看清，但从第二行开始的“万历二十有七年，邓将军……斩一千八百有奇……”等文字便显得断断续续，很难成章。落款为“万历岁次丁未仲秋之吉管理太平营兵务把总曾忠勒”。

    石刻中间便是上面提到的所谓“宋苏东坡题”的诗句，左侧则有“婺□剑耸插银簪，百万貔貅捣指南。□列星棋成阵八，柱标功盖横分三。飞鸟尽空天色白，良弓藏己裳尘蓝。世平不用追风犬，猿臂勋名傍石谈。平黎子曾忠和。”

    据《万历琼州府志》记载，石刻上提到的“邓将军”为当时平息马矢起义的“东山游击邓钟”，曾忠是邓钟的手下干将。

    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认为：“此处距黎母山镇的水会所城遗址约20公里，这与方志里记载的战争范围是吻合的，石刻的发现无疑为证明水会所城就在琼中黎母山一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琼中史志工作者谢晋颀说，按《万历琼州府志》记载，明朝官军平定马矢起义后，曾将1800多名俘虏来的义军将士斩首示众，与摩崖石刻上提到的“斩一千八百有奇”是一致的；而曾忠的和诗除了附庸风雅之外，还显露出作为封建王朝屠杀义军的刽子手的洋洋得意之情。

    “遗恨早班师”

    明朝官兵平息马矢起义后留下的另外一块摩崖石刻在黎母山镇政府东面约3公里处的水蕉岭上。

　　周伟民说：“诗的句是歌功颂德之辞，称颂皇恩泽被四方，可以持续千秋万代；第二句交代了官兵在农历六月里打了胜仗。第三句道出了将领们不满足于现状的踌躇之志，认为平黎之事任重道远；后一句对上级下令班师显露出了埋怨之情。”

    据《万历琼州府志》记载：公元1599年，明朝官军在农历四月兵分三路，一举平息马矢起义后，于第二年兴建“水会所城”，第三年创立“水会社学”，从“平黎”转向了“抚黎”；落款中的“万历庚子”为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1600年；庄渭扬是当时的“琼崖参将”，是平黎主将之一。

    周伟民认为，从出土“水会平黎善后碑记”，到发现东坡岭、水蕉岭摩崖石刻，都为证实万历年间朝廷平定马矢起义找到了重要依据，而这些文物上面的文字与方志记述的一致性，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水会所城”存在的客观性。